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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李拴纣回忆晋城建“菜篮子”第一条高速公路和第一个集团公司!

  原标题:亲历|李拴纣回忆晋城建“菜篮子”,第一条高速公路和第一个集团公司!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看到晋城这座年轻的城市与共和国同频共振的发展速度,以及日新月异的变化,如烟的往事便不断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静。回首往事,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曾为繁衍生息在这块热土上的父老乡亲,为晋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倾注过自己的一腔热血。

  晋城地处三晋东南,古称泽州,也叫凤城。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素称煤铁之乡。受组织派遣和晋城人民的信任,1995年5月,我任晋城市市长。在这块舜王曾经躬耕过的黄土地上,二百多万晋城人民,兀立潮头,硬是凭借改革开放的杠杆,撬动着一座新兴城市的崛起,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把晋城建设成了一座有着较为完备工业体系的新兴城市,这是一个奇迹。在调查中,我发现,随着城市化步子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激增,晋城市民的吃菜难很快显现出来。省长米袋子,市长菜篮子,中央规定,菜篮子工程必须由市长领衔。当时,晋城蔬菜价格与往年相比是最高的一年。就拿大路菜来说,茴子白在1993年的批发价为0.16元/公斤,而1994年就猛涨到0.60元/公斤;土豆也由0.36元/公斤涨到了0.70元/公斤,更别说时鲜蔬菜了。在泽州路集贸市场的商贩对我说:“现在真的干不下去了,部分零售菜定价偏低,豆角0.8元批,限价0.9元售,不能卖,也不敢进好的,如果再加上失水、腐烂,100斤少说也要脱6斤。茄子0.3元批,限价0.35元售,卖掉大的、好的,剩下小的、烂的,5分钱也没人要。另外,每月还得出摊位费、税费、水电费和房租等。一个月下来,不仅赚不了钱,还要往死里赔。不干了,不能干了。”

  当时的晋城,不仅城镇人口吃菜要从河南、河北、山东购进,就连农民也很少种菜。这种情况,不仅加大了运力耗损和资金外流,增加了财政困难,而且很难抑制蔬菜价格的上涨势头。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晋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计。

  市政府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一方面要求《太行日报》开辟专栏,集中报道探讨菜篮子工程的形势和目前的窘迫,一方面由市物价局牵头,工商、计量、公安、法院配合,组成10个检查组,分头进驻全市的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对肉蛋实行限价,对蔬菜批发实行随行就市,对蔬菜零售实行差率控制。这实际是一种权宜之策,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虽然抑制了肉蛋菜价格的继续上涨,而且还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调整种植结构,鼓励农民种菜,实现自给自足。

  说起来容易,但要改变农民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并非易事。在经过一番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后,为鼓励农民种菜,市政府出台了一项大胆的措施,即种一亩大棚政府补贴2000元,种一亩大路菜补贴200元。这是一种短期运作,长远打算,是将蔬菜生产纳入农业产业化规划之内,调整种植结构,推行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记得是1994年的最后一天,市政府就如何破解菜篮子难题,召开蔬菜生产基地现场会。在那次会上,我说,晋城建市10年了,我市的蔬菜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特别是今年,菜价大幅度上涨,已引起城乡居民的不满。蔬菜生产为什么上不去?核心是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保护不力、体制不顺。我市28万城市人口,加上流动暂住人口近40万人,按每人每天一斤菜计,共需0.7亿公斤。以北方菜地生产能力折算产出,共需1.6万亩商品菜地。我市现有商品菜地上报数字为6700亩,而实际只有4000亩,年供菜不到2500万公斤,形势非常严峻。我们必须把菜篮子工程当作晋城市全面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下决心去抓,一抓到底。

  这是一次现场会,更是一次成功的动员会。1995年夏天,我们看到来自乡下的各种蔬菜源源不断地涌进市区的各个集贸市场,我终于解开了紧锁的眉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我们的蔬菜生产就创造了五项历史之最:政府投入2000多万元,超过建市10年总投入的2倍;建蔬菜基地7500亩,相当于建市10年的总和;新建节能日光温室1205栋,超过建市10年总和的2倍;商品蔬菜产量达1.5亿公斤,蔬菜日上市量40万公斤,彻底结束了晋城冬季无蔬菜的历史。

  蔬菜产业化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困扰市民多年的吃菜难问题,更重要的是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走上从传统经营向现代化经营、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路子。主席曾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了固有的价值观念。

  早在1979年,就庄严地向全世界宣称:“要在本世纪末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从那时起,全国人民就在小平同志理论指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不断探索与实践。说到晋城的小康建设,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走在了山西的前列。晋城的小康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下,依靠煤铁资源开发起步的。资源的攫取和采挖,总有枯竭的一天。那时,已经步入小康的晋城又会怎样?这就涉及一种表层小康向深层小康转化的问题,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这是一道哲学命题,而作为当时的主要决策者,则必须将晋城的小康建设纳入到哲学的范畴来思考。为此,市委市政府的主要成员分别调研了在小康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典型,诸如既无煤矿资源也无铁矿资源的山耳东村、地处大山之中的神南村、走向城市化的晓庄村和东四义村、将“土蛋蛋”变成“金蛋蛋”的高平东宅村等,寻求深层次小康的路子。

  在对这些小康建设的典型综合分析的基础上,1995年2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六七八”小康工程、决战三年建成小康市的意见》。在这个文件中,我们确立了五项战略决策,一是坚持以效益为中心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把发展农业的重心放在农副产品加工上,尽快实现农业产业化,三是大力调整乡镇企业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规模化程度,四是进一步强化科技腾飞的发展战略,五是加强村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后来,根据小康建设的发展进程,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全市27个重点乡镇奔小康步伐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开宗明义指出了27个乡镇的小康建设是晋城市整体达小康的难点、重点,着重分析了27个乡镇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指明了27个乡镇达小康的优势和应发展的支柱产业,提出了必须采取的基本措施。至此,晋城市的小康建设,步入了“突出重点、整体推进、行业规范、方向正确”的轨道。

  说心里话,在小康建设整体推进的过程中,最让我魂牵梦萦的是陵川和沁水,这两个相对贫困的县,我跑得相对多一些,也针对性地帮助解决过他们在小康建设中出现的各种困难。这不仅仅是政策上的,同时也有物质和资金上的。因为我们不能光是富裕的地方达小康,更重要的是贫困地区达小康,只有整体达小康才是真小康。令我难忘的是,当全市人民在世世代代居住的这块土地上把小康建设涂抹得色彩纷呈的时候,全国农村小康建设“九五”方略研讨会于1996年7月13日在我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专程到会。他在实地考察了全市小康建设成就之后说:“几年来,晋城市抓住小康建设这个牛鼻子,带动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他们高举改革开放、艰苦奋斗两面旗帜,依托当地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把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地处中西部交会点上的小市,其小康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和成功经验,应该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借鉴学习的典范和榜样……”1997年8月3日,一生志在富民的著名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参观考察了我市的小康建设之后,欣然命笔,题写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康建设的榜样”。这是对我们小康建设的肯定,也是对我们这座年轻城市的赞扬。

  1997年底,我市提前三年实现了整体基本达小康的既定目标。这一年,全市有80个乡镇、1750个行政村、155万农村人口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用行动告慰了已经离世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志,将小平同志绘制的小康蓝图,在晋城这块土地上变成了现实。

  在小康建设的实践中,我们深深认识到,要加快山区奔小康的步伐,就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方位对外开放,走以开放促开发、促发展、促繁荣的路子。山区农民的长处是艰苦奋斗,短处是封闭和保守。发展市场经济,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行,打不开山门进不了市场同样不行。

  记得刚到晋城赴任时,正值宣传锡崖沟非常热闹的时候。锡崖沟村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硬是在山崖上开凿出一条挂壁公路,从而走出了封闭的大山,踏上了富裕之路。我被锡崖沟的精神深深感动。但在感动之余,作为一座城市的主要决策者,我在思想深处考虑的是,如何把公路建设和晋城市经济发展现状联系在一起。晋城建市10年了,经济发展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已经为继续发展积聚了一定的动力能源。不可否认,经济的发展在纵向交流上已经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打破了过去那种自我封闭的格局,但是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却是综合的,经济交流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锡崖沟就在晋城的辖区范围,既然一个偏僻的山区能有这么气壮山河的壮举,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举全市之力,在公路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动作呢?

  晋城是资源大市,丰富的煤炭资源备受青睐,山西和江苏两省已经签约在阳城的北留建坑口发电厂;国家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把在我市建设年产200万吨尿素基地列入了计划。机遇来了,晋城这块9461平方公里的版图,已变得炙手可热。然而,交通不畅、稍有情况就堵车的现状,如何来承接这样良好的机遇?市委市政府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决定在晋城辖区内,运用全市的财力、人力、物力来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晋阳路。在全省第七次党代会上,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省委作出了“全省三步赶超、晋城先走一步”的郑重承诺。

  重大的决策一经作出,就没有收回的可能。修高速公路是要花钱的,6.6亿元的投资不是一个小数字,对当时的市财政来说可谓是一个拿不动的数字。为此,我曾在不同的会议、不同的场合讲过,愚公为搬掉门前的两座大山可以终日挖山不止,锡崖沟人为走出大山能够几十年坚持不懈,只要全市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团结奋斗,晋阳高速公路就一定能够拿下来。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里又牵涉出另一道哲学命题,那就是精神变物质的问题。精神是什么?当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精神可以指导和校正人们的行为,行为则可以产生出直接的生产效应,可以创造财富,产生成果。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开始了晋阳高速沿线的建筑物拆迁工作。人们拆除了效益可观的建筑、扒掉了刚刚盖起的新居、舍弃了生活之源的土地……这就是我们的百姓,这就是我们敢于以一个地级市的力量来修筑一条高等级公路的力量所在。可以这样说,晋阳高速公路是在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开工的,是在精神作用下建设的。

  晋阳路是晋城市第一条高速路,也是山西省由地市建设的首条高等级公路,它能否建成,事关晋城改革开放的大局,也牵涉到晋城的形象与尊严。至今,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市委市政府的办公会是在晋阳路的施工现场召开的了,而每次现场办公会的召开,绝不仅仅是为公路建设排忧解难,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些决策者来感受全市人民为改变晋城面貌所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精神风貌,学习筑路工人那种吃苦、奉献、创造的高尚情操,从而摆正自己的位置,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晋阳路总里程34公里,从1996年5月1日开工,到1997年12月28日竣工剪彩,总共用了20个月的时间,其建设速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我国公路建设史上也是可以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因为,它是由一个刚刚崛起于太行老区的地级市搞的,是在全市实现整体达小康的时候建成的。晋阳高速所产生的影响力,已不单单地表现为一条路的效应,它表明晋城市整体基本达小康水平之后,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将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在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上,演绎出更加辉煌的经济建设新乐章!就在晋阳高速还未竣工之前,我市的第二条高速公路——晋焦路也已开工。可以说,雄心勃勃的晋城,龙腾虎跃、南下太行、加入汇聚到全国经济交流大潮之中的气势已经呈现出来,指日可待……

  今天,当我看到满载着乌金墨玉的车队在晋阳、晋焦两条高速公路上急速流淌时,我会时不时地想起发生在这两条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难忘那些为了建设亲手扒掉新居的百姓,难忘那些为了建设挖开祖坟移动先人遗骸的乡亲,难忘那些为了赶工期的筑路工人冒着严寒喝一口烈酒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作业的场景……行文至此,我要由衷地说一声,人在途中,当为拓路者歌!

  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正是这个谈话,极大地鼓舞了亿万民众。“股票可以看、但要坚决试”的胆量和气魄,使华夏大地迅速掀起了一股充满生机的股票热,可谓是一记开市锣鼓,敲开国门。一时间,“牛市”、“熊市”成了人们口头热议的话题,就连普通百姓也领悟到了“钱能生钱”的生涩奥义。我们的国家开始步入证券时代。到1997年底,我国A股股票一下子就增加到745支,地处内陆的山西省仅仅只有8家企业上市,在全国明显落后。如果按地域划分,8家企业分别分布在太原、大同、长治、临汾、运城、晋中、吕梁,与我们晋城无缘。很明显,在企业上市、资本运营方面我们不仅落后于全国,而且也落在了全省的后面。这对经济发展水平在山西相对领先的晋城而言,确实是一种难隐之痛。

  晋城是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化肥原料煤重要生产基地,仅以列入国家“九五”规划的年产200万吨高浓度氮肥基地为例,就需要建设7座年产18万吨合成氨、30万吨尿素的化肥厂。依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要完成这一目标,投资在70亿元之巨。

  70个亿的资金从哪来?单纯靠国家投资根本不可能。靠市政府投资,即使把社会各项支出全部砍掉,社会运转全部停止,把财政收入全部用到煤化工基地建设上,也是杯水车薪。靠银行贷款也不行,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金融机构没有支配权。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全国的资本市场进军。

  股票上市,首先需要上市的主体组建集团公司。应该说,在股份制改革方面,当时的市委、市政府是下了决心的。我们选择了全市最好的“六矿一厂”,组建起了“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这是晋城市地方煤炭行业的强强联合,是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第一个打破所有制不变、行政隶属关系不变、财税上交体制不变的集团公司。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人走过但没有走通的路。打破“三不变”格局,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必然要牵涉到全局与局部、部门与企业、集体与个人方方面面的关系。集团的组成,有人认为是“瞎改革乱折腾”,有人提出“只上市不改制”,有人主张“假改制真筹资”。针对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我在《太行日报》发表了题为《组建兰花煤炭集团拓展资本运营之路》的署名文章,全面介绍了兰花集团的组建构想、运行机制和美好前景。省体改委对我们组建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晋城市选择六矿一厂实行强强联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范围改组,组建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找到了一条市场经济下国有资产重组的好路子,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超前的改革意识和胆略。兰花集团的组建,必将大大推动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资产、土地、劳动力的重组,为今后企业股票上市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晋城市经济再次腾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兰花集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组建的,是晋城市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市企业已经开始向运营资本和规模经营迈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而是实质性的联合、紧密性的联合,是以资本为纽带的重组。实践证明,1998年12月17日,“兰花股份”的开市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响,为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开辟了一条永久的低成本融资渠道,晋城在全国资本市场拥有了一席之地。尽管从组建到上市,我们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反复、坎坷和泥泞,但我们毕竟为晋城的企业由产品经营到资本运营趟开了路子,积累了经验。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年的选择必然会越来越彰显出“兰花股份”的魅力。有学者把人类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经济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信用经济阶段;证券、股票、债券就是信用经济的活元素;而这些活的元素一旦注入时代的列车,就会超越既往模式,不停地向前飞奔,永无止境。

  以兰花股票的发行为标志,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晋城市,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翱翔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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