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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知识产权法院 推进审判专门化

  最高法副院长陶凯元日前透露,今年将加快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难题。最高法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宋晓明说,研究设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法院,有助于解决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知识产权,作为激励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主要法律制度,越来越为各方所重视。知识产权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相关诉讼纠纷也不断发生,不仅造成了诉讼成本的增加,甚至演化为了实行贸易保护的工具之一。现行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制度仍存在一些弊端,不利于对知识产权的整体和系统保护。一方面,各地在专门知识产权法院没有建立之前推广行政、民事、刑事“三合一”的审判模式,对提高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效率和提高审判质量,特别是统一审判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目前采取的法院内设部门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做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以上问题,但在体制的协调上不如专业法院力度大,同时法官流动性也更大,不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专业审判力量,强化专业法庭功能并不能替代专业法院的设立。

  我国的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体制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3年8月,北京市高、中级法院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最高法院也于1996年10月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目前,各高级法院和许多中级法院以及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都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2017年最高法先后批复在南京、苏州、武汉、成都、杭州、宁波、合肥、福州、济南、青岛、深圳11个市设立跨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专门机构。2018年2月,又批复在天津、郑州、长沙、西安市设立跨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专门机构。目前,各机构已全部揭牌成立并正式运行。

  与其他特殊专业法律领域相比,知识产权最大的不同在于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的获得及确定需经行政程序的审查。在司法实践中,这可能导致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民事诉讼与确定权利本身效力的行政程序交织在一起,既可能延宕权利人获得救济,也可能因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的不同而造成冲突,从而对现行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提出挑战,进而构成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理由。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而且在司法权的运行机制、法院机构设置、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同时,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还可以积极有效配合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提出的司法需求,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司法专门化。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得极为迅速。在经济进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时代,设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法院不仅能够充分展示中国强化创新的环境,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同时更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的司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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